世界人权日合肥市退休工人赴合肥市总工会要求提供维权服务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19年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合肥市退休工人再一次到合肥市总工会要求提供维权服务，肥东县水务局两位退休工人亦从肥东县到合肥市总工会要求维权服务，更合肥市邮政分公司前职工江世洪亦闻讯赶到，期望合肥市总工会提供维权服务的诉求。

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城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尚是一个无任何工业基础的小县城，1954年被定为安徽省省会，开始工业化进程，合肥市从上海市内迁众多企业，及创建国营企业，内迁企业有原安纺一厂、安徽针织厂、合肥面粉厂、合肥搪瓷厂等企业，合肥市政府创办的企业有原合肥市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安徽拖拉机厂等企业，随厂而来的上海工人家庭、原籍外地的退伍军人转业（1970年为最后一批，陈敬坤为这一批）及从外地（包括隶属合肥市的肥东、肥西、长丰等县）招工和调入（如裴莉是从长丰县供销社调入合肥市国企工作、江世洪从肥西县调入合肥市邮政工作）的工人占国企工人总数比例非常高——从合肥市1953年人口为18.36万急剧增加到1964年的96.12万人口膨胀5.23倍，迁入合肥市的人口中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家属应不高于工人及家属人数，又1966年起国防大三线建设及来自上海的上山下乡知青进合肥市国企的人数众多（陈敬坤妻子是上海知青）。这些职工家庭住房因计划经济年代“重积累轻生活”导致住房困难，许多老工人家庭居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筒子楼或平房，许多职工未获得住房福利，1999年合肥市人民政府出台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规定未对合肥市国企职工真正落实。合肥市国企住房分配是凭权力和关系决定，违背按劳分配原则，有权有关系的人就可以分配、甚至多分几套住房，无权无势无关系的职工就没有住房。

为工人包括住房在内的权利保障，陈敬坤、裴莉和周维林多次赴合肥市总工会提起工会提供维权服务的要求，合肥市邮政前职工江世洪就其所居住的邮政小区危房问题亦多次到合肥市总工会请求工会关注、请求维权服务。

2019年12月10日下午14时20分许周维林、裴莉与肥东县水务局退休职工王运发及刘大姐四人到达合肥市总工会，见合肥市华源纺织公司（兼并国企安纺一厂、安纺二厂成立此企业）退休工人陈敬坤正坐在合肥市总工会一楼大厅的椅子上，他早早的于13时许就到了。陈敬坤称他见到工会信访工作人员小戴，小戴告诉他上班时间陈主任会接待的。

退休工人们等待到14时30分见没有工作人员到一楼大厅接待，询问保安，保安打电话后称陈主任出去开会了，要求退休工人第二天再来工会。工人们因合肥市总工会位于政务区，从市区乘公交车要一个小时左右才能到，故不甘心，在大厅里等工会人员出来接待。约15时20许退休女工人孙良芳大姐到达工会。孙良芳大姐认为大家好不容易坐车最少一个多小时，最远的来自肥东县水务局退休工人更是要两三个小时赶到工会，工会怎么能不接待。故她给工会办公室打电话要求工会接待，约十多分钟后工会赵姓工作人员下楼到大厅请退休工人们到信访室。

在大厅旁的信访室，王运发反映了他是肥东县水务局职工，在工作中受伤，水务局不给他做工伤认定，他自己申请工伤认定，肥东县劳动部门不予认定后，他经行政诉讼，法院支持他的诉求，裁定撤销劳动部门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并裁定肥东县劳动部门重新作出工伤认定书，但肥东劳动部门拒绝重新作出工伤认定。王运发被水务局决定为内退，不给他享受工伤待遇。王运发已经于2019年到退休年龄办理退休了。王运发要求享受工伤待遇。此前他曾到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肥东县劳动部门不执行法院裁定不给他重新做工伤认定的事，法院法官称把他材料转给安徽省总工会，要安徽省总工会帮他维权。

水务局的退休女职工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工伤的，她已经退休，单位没有搞房改，经她申请于2017年分给她一间住房竟然于2018年11月28日她生病在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时被人拆掉了，屋内财产亦被盗，她报警公安不立案，单位水务局迄今未承认是单位拆除房屋的。她请求工会提供维权服务。

合肥市孙良芳大姐拿出自己的养老金给工会赵主任看，工作一辈子退休才2000出头点养老金，她认为人格平等，国企工人养老金原低于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人的养老金就是不公平的。

江世洪提出工会就他早就提出的合肥市邮政宿舍邮政小区四栋危房的事工会迄今没有提供维权服务，并说一位七八十岁的邮政退休工人给合肥邮政分公司打过改造危房报告，邮政公司也派人去住房看过，但老人去世了危房仍然未改造，这让老人死不瞑目，要为家人的住房担忧。

陈敬坤则再次强调他的住房问题工会虽然到瑶海区调查了，但政府要给他分配的住房远离市区，他当然不愿意，大兴新居与安纺宿舍距离有五公里，且政府称他可以把不想要的房子卖掉，但没有房产证怎么卖房子？

裴莉女士是从肥西县供销社调入合肥市国企华德变压器厂，此前她原本打算调入合肥市园林局的，但当时她的丈夫（后离异）认为夫妻一个单位能分到住房，故她才选择调入合肥市华德变压器厂，可他们仍然没分配到单位福利住房。她选择下岗再就业，后被包河区政府招商引资建别墅，却被政府将别墅当违章建筑强拆，为此事上访却被政府判刑。她要求工会为她提供维权服务讨回公道。

周维林则强调工伤保险早就有规定，此前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一至四级）的工伤职工退休金规定是最高的，与抗日战争参加革命工作和解放战争参加革命工作的退休金规定是相同的，如今，上述两类退休工人属于离休待遇（似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实行离休），而合肥市工伤退休一至四级伤残工人退休金以周维林为例仅2156.83元人民币（306.6美金），与今年正常工人退休金4000多相比仅一半。周维林没有享受住房福利，如果再出钱租房居住，以一千元房租费支出，收入恐怕维持最基本生活费用都不够。而按照国务院78年规定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一至四级工伤退休养老金应不低于当年正常退休工人的养老金水平。按国际劳工组织第102号《社会保障最低公约》规定的计算津贴标准应按照当地平均工资，如此则按平均工资乘以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待遇率就至少能比较现养老金提高一倍多。就以一级伤残退休工人姚延杰为例，其伤残津贴按平均工资乘90%约6300元，补足其养老金2220元的差额，约需4100元，也就是说一级伤残工人姚延杰每月损失了4100元的工伤补偿金。此前的2013年合肥市工伤职工就曾赴安徽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提出诉求，该厅工伤处处长承认对老工伤不合理，当时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研究解决。而今年调整养老金，该厅没有按工伤保险制度原则办，竟然对一至四级老工伤退休人员额外“开恩”规定此次增加的基本养老金低于本次企业退休人员调整基本养老金平均额度的，按平均额度予以补齐。2019年7月发文调整，九月落实，而经工伤职工了解人社厅经过计算的平均额度为127元，以周维林基本养老金调整93元，那么就要补34元。工伤保险原规定是最高的退休金，此次调整最高每月增加养老金330元，而对工伤退休的补齐到127元，二者差距203元。此又与现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一至四级伤残职工领取伤残津贴，退休年龄办理退休领取养老金，养老金低于伤残津贴的部分予以补足差额的规定不符合。

工伤职工亦应享受住房保障，而工伤保险条例没有就此做出规定，那么就毫无住房权可言。

住房权对那些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厂搬迁进合肥市、退伍转业军人及招工进厂的原外地工人而言非常重要，目前合肥市住房最困难的也就是这些工人家庭。陈敬坤是原籍霍山的退伍转业军人，他妻子是上海知青，裴莉是长丰县调入合肥市国企、江世洪是肥西县邮政调入合肥市邮政公司，周维林父母是从上海支援安徽建设到合肥国企工作。合肥市政府对合肥市众多的外地工人及家庭更应当负有法律责任保障住房权，维持这些外地工人及家庭最基本的生活所需要的住宿条件。

对维权退休工人们的殷切希望，赵姓工作人员称他没有权力，仅能记录下来向领导汇报。周维林告诫赵姓工作人员，合肥市工人权利受到践踏，不获保障，而工人们不找工会维权，此中孕育着巨大的危机，对工会、对政府不是好事。

约16时30分许，维权退休工人们离开合肥市总工会。此次世界人权日维权退休工人期望在人权日工会更能体会工人因权利被践踏的痛苦，能够尽快奋起，发扬红色工会传统为工人权利而斗争。

工人权利运动自工业革命就开始了，因为工人与资方权利义务失衡，为争取人权工人运动风起云涌，这才引起各国政府重视工人权利，从德国于1883年的社会保障立法，到上世纪一次大战结束后建立国际劳工组织，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保障工人权利，立法保障工人组织工会，遏制资方就是世界各国的大趋势；我国自中共于1921年成立伊始就开始发动劳工运动、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工人阶级为权利而斗争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何以改革开放后工人权利受到如此践踏，此与工会长期以来的不作为有莫大关系。而劳工权利获得保障社会才能和谐稳定，否则强压下必然孕育着巨大的风险。2018年10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接见新一届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发表重要讲话，其重要意义相信亦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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